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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闽北人物|诗人朱子(上)

    2022-12-30 07:55:00 来源: 大武夷新闻网 作者:张建光

    朱子一生对诗“若即若离”,十分矛盾。

    朱子十二岁生日时,以诗闻名的父亲朱松,为朱子一连写了四首诗。其中一联为“骎骎惊子笔生风,开卷犹须一尺穷。”诗作传回祖籍地婺源,嗜诗如命的先辈董颖喜出望外:“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三十岁前后,朱子却写了一首题目为《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的诗。这是一首表达“绝不作诗”的诗。有意思的是“以此旋吾辀”的想法却是通过诗的文体表达。有人戏称就好像戒烟者自云“再吸一支以纪戒烟之始。”不过诗终未“戒”去。朱子三十八岁那年与“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同游南岳,同游三人共成诗149首。在张栻《游南岳唱酬序》中,朱子回顾了他们对诗的矛盾情形:“念吾三人,是数日间亦荒于诗矣。大抵事无大小美恶,流而不返,皆足以丧志。于是始定要束,翌日当止。”约定不再为诗。虽然“自岳宫至槠洲凡百有八十里”,所见所闻“无非诗者”,但是“既有约矣”,便不再吟诵。到了株洲分别时刻,又觉得“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朱子又宣布:“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然而,他又“进而言曰”,“戒惧警省之意则不可忘。”紧接着湖湘东归武夷路上,讲论问辩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岂能无诗?还乡之后,检点书箱得诗200余首,编成一册《东归乱稿》。正是在诗的作与不作的反反复复过程中,朱子亲身体验了诗的真谛,廓清了诗与道的关系,既以道入诗,又纳诗于道,从而冲破理学家们关于诗道对立的理论。从“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到“不能不作”,继而到“真味发溢不能自己”,再到“未觉诗情于道妨”。

    朱子的人生际遇也同诗一样富有戏剧性。他可以说从诗出发,又以诗作为归宿。朱子晚年有诗曰:“我穷初不为能诗,笑杀吹竽滥得痴。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间真伪有谁知。”诗后附言:“仆不能诗,往岁为澹庵胡公以此论荐,平生侥倖,多类此云。”所提澹庵即为胡铨,曾任枢密院编修官,上书要求乞斩秦桧,遂遭迫害。复官后任工部侍郎。乾道六年(1170),上奏皇上:“于隆兴之初,仰蒙圣训,令臣搜访诗人。臣已物色得数人”——包括朱子在内十五位诗人。皇上见了名单,询问身边大臣有关朱子情况。周必大回答:“公年德文章,在今未易多得。”虞允文则曰:“熹不在程颐下”。朱子十分崇敬胡铨,曾言:“澹庵奏疏为中兴第一,可与日月争光矣!”但对推荐,“熹不至”,以丧制未终辞。此时朱子41岁,正为母亲丁忧。宋代的《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云:“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然而命运弄人,朱子到了晚年,身陷“庆元党禁”案中,一应职务俱被褫夺。报国无门的他,只能寄意诗文,希冀藏之名山,留于后人。“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诗文之梦得以重圆。《楚辞》的研究形成了系列。《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楚辞言考》相继付梓。这些著作足以奠定他的诗歌理论的地位。束景南先生十分感慨朱子:“他的中断了的诗歌创作在庆元党禁中得到恢复。这个茫然飘荡于天下人间的‘一片云’在‘嵇康琴酒鲍照文’的魏晋文学天地中找到了一隅精神栖息之地,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展开新的探索,构成了他晚年精神上下求索最有光彩的一面。”朱子既为道献身,也为诗殉难。钱穆先生特别指出:“在其易箦前之日,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其改《诚意》章,人人知之,而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

    关于朱子诗歌的评价,也矛盾得很,高低之间差别有如天壤。《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卷尾开列了从宋至清历代名人对朱子诗学的评点;《大儒世泽·朱子传》,作者祝熹先生也列举了十多位学者的论评。归纳而言,意见不外三类:一是褒奖有加。宋代的黄震,宋元的李耆卿、方回,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李重华、沈嘉徵,现代的钱穆、束景南、朱杰人和陆侃如、冯云君等,其中,李耆卿与沈嘉徵推举最高:“晦庵先生诗,则《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花月平章二百载,诗名终是首文公”,而钱穆大师的观点对现代人影响最大:“北宋如邵康节,明代如陈白沙,皆好诗,然皆不脱理学气。亦朱子所谓今人之诗也。惟朱子诗渊源《选》学,雅澹和平,从容中道,不失驰驱……朱子徜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二是贬损有之。古人安庆郡丞程崑仑说:“程朱理学入堂奥,而诗文有逊焉。”《四库全书》《性善堂稿》中在评价另一位诗人说:“诗品虽不甚高,而词意畅达,颇与朱子格律相近”。清代王士祯说:“宋人惟程、邵、朱诸子为诗好说理,在诗家谓之旁门。”如果古人评论还算高雅的话,今人评价却颇为尖刻。莫砺锋先生讽刺朱子之诗为“有韵的哲学讲义”。就是主编朱子诗歌的郭齐先生也说:“在整体上讲,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朱熹诗与南宋陆、杨、范、刘等大家之间确有一定距离,其成就是有限的。”三是折衷调和。钱钟书先生说:“朱子在理学家中自为能诗,然才笔远在其父韦斋之下,较之同辈,亦尚逊陈止斋之苍健。叶水心之遒雅,晚作尤粗率,早作虽修洁,而模拟之迹太著。”郭齐先生作上述批评的同时又肯定朱子“斐然成家”,“在南宋诗坛的应有地位是不容抹杀的”。更有清人纪昀认为:“诗法道德截然之事,兼习专门固自有别。人各有能与不能,文公不必更以诗见也。”朱杰人先生套用明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胡应麟的话说:“这位伟人的伟大文学成就,被他的更伟大的理学建树掩盖了。”

    以“矛盾”观朱子,他几乎把生命一分为二:一半予道,一半为诗。

    诗人、诗人,在朱子看来,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诗。如英国诗人柯勒律所言:“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

    人为何作诗?朱子在《诗集传序》中回答:“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所以作也。”

    朱子的学说是人性本质的学说。他认为性即理。性无不善,而情则有善于不善之分,欲更是可能包含有大恶之可能。既然诗之所作是根本乎性而又与情密不可分,那么,诗之创作就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或者换言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要让人明心见性,涵泳人生。诗的功能不止于娱人,更在于开人,“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诗歌便有了正变之分,高低之别,圣贤要举其正者以劝之,举其不正者以正之。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诗教。在朱子之前,人们更多倾向于诗教就是“温柔敦厚”,《礼记·经解》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但是《论语·为政》又载:“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朱子是第一位主张孔子诗论立旨乃“思无邪”的学者。他说:“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显然“思无邪”比“温柔敦厚”更可以联系孔子“仁”之核心主张,前者内延外涵也比后者大得多。朱子不仅强调诗歌作者要“思无邪”,而且认为读者兴发情感要“以无邪之思读之”。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引用了朱子《诗集传》序里的有关论述,然后指出:“这是‘思无邪’为《诗》教的正式宣言。文中的正邪善恶为谁,是着眼在‘为人’上。我们觉得以‘思无邪’论《诗》,真出于孔子之口,自然比‘温柔敦厚’一语更有分量……经过这样的补充和解释,《诗》教的理论便圆成了。”

    朱子的诗教思想反映了他的文道观。文与道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历史上,确实有过重道轻文的倾向,理学家们更为极端。韩愈主张“文以明道”。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钱穆先生指出:“理学家于文学,似乎最所忽视……惟朱子文道并重,并能自为载道之文。”朱子文道观与以往的诗学有很大的不同。他打破了千百年来文道关系旧思维模式,不再置文、道于两端,而合文道于一体,提出并认证了“道文一贯”、“道本文末”和“积道成文”的理论。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道文一贯”。“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道无适而不存在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二是道本文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三是积道成文。学道修养,积累久之,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抑或内秀而外华。朱子的文道观中,文道合一,诗理和合是其理论核心。不能离道言文,亦不能有文无道。他始终坚持文学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素以为质而绚以为文”就是最好的表达。以质为本,质文结合。文由质决定,但亦不可轻视文,质要通过文的出色表现才能充分显现。朱子曾举《诗经·大雅·棫朴》为例,说明“立象的尽意”。即通过广阔银河辉光满天这个物象,来唤起读者对周文王百年长寿,培养造就无数人才的想象和体会,富有艺术的魅力(“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

    朱子的学说是“天人合一”的学说。在他那里天道和人道是打通的。天地同仁,生生不息,民胞物与,参赞化育。人是自然进化的有形的生命载体,自然是人类相关的同胞手足。圣贤的境界就是心与理一体,天人一体。“万物与我唯一,自然其乐无涯。”这是和乐的理想世界,也是诗歌文学最高追求。因此,朱子美学要的是“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要的是“天生成腔子”“血脉贯通,存神内照”;要的是“气象浑成,气象近道。”就像禅家所喻:“青青绿竹,莫匪真如;粲粲黄花,无非般若。”他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与物无际”自然“万物皆备于我”,然能“道体发见”,“感物道情”。“自然触目成佳句,云锦无劳更剪裁”“物华始信如诗好,春色方知似酒浓”“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所以,朱子看重平淡诗风,“厌恶浮薄华靡,纤巧柔弱之作。”喜欢“借得新诗连夜读,要从苦淡识清妍”。这才是孔颜乐处,曾点乐处。他的诗风与书法审美取向一致:“萧散简远,意在笔外相通。”

    朱子诗论因“道”而发,因“时”而作。往往尖刻极端,因而在情感上很难被人接受。诸如“多言害道绝不作诗”“诗固不学而能知”“诗无工拙”“有德者言虽巧色虽令无害”“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和以人品高下论诗等等,这与针砭当时文风诗风有关。按道理,朱子于诗垂“古人之风”,对韩愈开始的“古风运动”应是十分欢迎。然而朱子却反对因之而来的“时文”,也就是以四六对仗骈文为主的文风,包括与之对立的“雄浑奥衍”的西昆体,以及“江西诗派”都不入其法眼。他抨击当时诗风的可谓激烈“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他推崇魏晋之诗把它们与《诗经》《楚辞》并列作为诗的根本原则,“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处无不出此。”他反对只注重技巧而忽视内容。着意雕琢、苦心经营人工安排的诗歌,在他面前皆非好诗。

    朱子的诗歌还有个特点,题目很长。交待作诗的前因后果,文字多得让人一口气都读不完。有的诗后还有附言,字数也是不少。如《丁丑冬在温陵陪敦宗李丈与一二道人同和东坡惠州梅花诗皆一再往反昨日见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再和一篇呈诸友兄一笑同赋》,这首诗的序言多达60余字,几乎与诗字数相当。有专家评论朱子擅长叙事。但诗毕竟是诗,而不是文,朱子严格将其区分。这首诗朱子是要抒发在泉州与主管敦宗院李缜交往“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之感,借梅花为己写照之情,其余不符合诗词规律的事物概不入诗。朱子在酬对诗中经常用“一笑”之词,既是自谦,又说明他的诗以内容情感为重,而不大在意文字技法,当然绝不是不要诗歌的法度规律。

    朱子诗歌是圣人之诗,文人之诗。(张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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